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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500快三2023-09-0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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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发力？财政部央行权威解读释放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包兴安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对此，财政部、央行进行了权威解读，认为明年要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合理安排赤字率和专项债规模，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明年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今年，“总量要够，结构要准”。

　　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12月17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22-2023中国经济年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主要体现在“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专项债券、调度资金等，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持续推动财力下沉”“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量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今明两年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等方面。

　　许宏才表示，“提效”主要体现在“完善减税退税降费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与撬动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和促进消费”等方面。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财税支持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和力度，确保国民经济整体好转；同时，财政政策更需要精准发力、提质增效。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财政支出强度比去年大幅提高，赤字率按2.8%左右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的安排规模是26.7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万亿元以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近9.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了近1.5万亿元，同比增长18%，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增幅。

　　“明年宏观政策将保持一定稳增长力度，尤其在上半年会有明显体现。”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增专项债规模也会达到4万亿元左右。明年将从支持基建投资提速逐步转向促消费。

　　许宏才表示，明年的财政政策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筑牢风险防控制度的机制，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财经激励约束和财会监督，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明年货币政策力度不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上述“2022—2023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可以概括为“总量要够，结构要准”。明年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今年。需要的话，还要进一步加力，除非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超出预期。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仍然比较充足，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都有空间，流动性管理的手段和经验都比较丰富。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将重点在“精准”和“有力”两个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董希淼认为，“精准”，就要突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输血”，实施精准滴灌，优化信贷结构。如引导金融机构发展科创金融、绿色金融，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基调。“精准”主要体现在“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对应的是结构性工具以及PSL等。

　　董希淼表示，“有力”，应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继续向市场发出稳增长、扩内需的明确信号。继续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尤其是5年期以上LPR适度下行，既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又激发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

　　温彬也认为，央行将通过适时适度降准降息等方式，“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并适度提升杠杆率。明年美联储将加息见顶，中美无风险利差将会收窄，同时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大为减弱。

　　“在经济增速较大幅度反弹背景下，明年货币政策将引导市场利率持续处于政策利率下方，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配合财政发力，稳定市场预期。”王青预计，明年信贷仍将保持较高投放规模，投放的重点是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即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

　　董希淼建议，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综合施策，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有效融资需求，共同面对多重挑战。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